“再给我讲讲你在柏林遇到的事。”当天晚上，陈盈坐在汪屹的宿舍里说。他们利用整个下午，徒步横穿过柏林城，东西向的。回来时脚掌又酸又麻，脚踝累得几乎提不起来。她在宿舍洗澡，他坐在门口给她放哨，趁她出来前五分钟打开热风机，对着屋内狂吹。

“我洗好了。”她穿得整整齐齐走出来，坐在他身边，发梢上的水珠滴在他的手心里。她用毛巾在头发中间来回搓，将平日藏在分叉里的矜持一起抖落出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用毛巾包着头，穿过寒风刺骨的阳台跑到隔壁房间又回来。再次坐下时她戴了顶毛线帽子，把两侧耳朵都完好地罩住，过肩的长发从边沿处垂下来。

“你想听什么呢？”他问。

“说说你在火车站遇到的那些学生。”

“我曾经和他们呆过一晚，就是出发去伦敦的前三天。”他回忆着，“那天下午开始下雪，很冷。我在街上又碰到他们其中一个人，他说他没有吃饭。他本来还想说点什么，可是风吹得他牙齿打颤。我正好要去火车站查一下列车时刻表，因为当时我计划去斯德哥尔摩。”

他把椅子拉得离床边近一点，指尖碰了碰她的膝盖。

“后来我跟他一起去火车站，在小摊买了两个热狗。我们蹲在角落里吃完后，就着饮水器喝免费的凉水。然后他陪着我到问讯处要了份材料。”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侧耳倾听窗外呼啸的寒风，“我的德语只是半吊子，就想请他帮我看看。没想到他的水平比我还差。大概是因为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借口去厕所抽烟，很久没有出来。我去厕所找他，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后来我打算回来，因为我并非无处可去。这时他突然又出现了，还带回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没有订到旅馆，他就介绍说可以在火车站过夜，这样能省下一晚住宿费。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说服他的，总之那晚我们一直待在一起，聊天、讲笑话，互相帮着照看东西。车站乘务员到夜里十二点来驱赶滞留人员，我们和一群中东人一起被赶到还下着雪的街上。

“这个人不愧是在那里呆了很久，他带我们在临近的麦当劳小坐一会儿，从店的后门又溜回火车站。这时工作人员全都下班了，但是灯还亮着，到处都是空闲的候车座位。于是我们并排躺在三排椅子上，继续闲扯。”

“当时怎么没想回宿舍？”陈盈问。

“回来也是一个人。而且，”他说着低下头，“我也很久没有和人聊得那么开心。他给我们讲德国政治，还有德国人的一些小嗜好，说他刚来时不懂当地规矩，闹了不少笑话。虽然生活至此，他依然很乐观，给我们描述舞会上遇到陌生女孩给他塞纸条的事。他没有工作，也不去上学，但是参加每一个教堂的弥撒——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会上台唱歌，如果可能也参加排练。

“那天我们听他说了很久，他似乎一点也感觉不到疲惫，天快亮了还在说。保洁人员上班前，他安排我们藏进卫生间的杂物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