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也是开明君主的支持者。他已经79岁了，和年轻一代的思想家们相比，要更保守一些。”

郎巴尔沉吟一会儿：“我听说他还在凡尔纳？”

“阿妮珂在沙龙里听说，他有回巴黎的打算，但日期未定。”

“你准备促成吗？”

“不好说。舆论是一把双刃剑。他的声望太大，不好控制。”玛丽沉吟片刻，又笑了，“话又说回来，他离开巴黎这么些年，思想上与年轻一辈快要脱节了，名望恐怕也不太好使。我敢说，假如他能活到大革命时期，他最可能的命运是，被以叛国罪抓起来差点送断头台，但因为声望太大又多得朋友营救而逃脱，而后在失望中离世。”

历史总是相似得惊人——这不单是在说古今，也是在说中外。大革命时期的这些思想家，或许就像中国古代的“清流”文人一样，占据义理的上风，却不免眼高手低、沦为空谈。一旦革命开始，筛选也开始了——假如继续坚持良心和理性，他会因为太过理性而缺乏煽动力，他的声音将会迅速被淹没；而只要放弃理性，只说群众最想听的话，只说能发泄怨气的话，他就会迅速成为一时领袖、风云人物。

“说个笑话：马拉的论文。”

两个人笑成一团。

她们都是因为一幅名画《马拉之死》而首次见到这个名字。就在今年，马拉发表了论文《论人的灵魂》，主题是证明灵魂的存在，论证过程则会让任何一个科学家看了都会笑掉大牙；难怪会遭到众多启蒙派学者的嘲笑。虽然论文是匿名发表的，但他在玛丽的“重点关注名单”之中，这件事没能瞒过维耶尔的情报网。

可以说，此人和崇尚理性科学的启蒙思想就不是一路人；然而，在大革命时期，他是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地位一度还在罗伯斯庇尔之上；如果说后者是借着民意清除政敌、或者被民意裹挟不得不进行清洗的话，那么前者就是将民意煽动到“非我皆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极端境地的主力，是给雅各宾派自身铺下断头台之路的主力。玛丽甚至认为，假如马拉不被刺杀身亡，继续由他煽动民意，即便罗伯斯庇尔不将保王党和吉伦特派送上断头台，这些人也迟早会被愤怒的群众杀死，而死法会和原历史的郎巴尔那样，毫无人性和文明。

玛丽对他的格外反感曾引起阿妮珂的关注；女密探轻描淡写地询问，需不需要处理掉他。

她回答：“一条会咬人的蛇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它藏身在哪里。”

是历史和群众将这样的人推上舞台；杀掉马拉，也还会有牛拉驴拉替代。与其去应付这些不知还在何方的人，不如盯住眼前这个，操作好了还能加以利用。

“对了，”郎巴尔换了个话题，“舒瓦瑟尔查案查得怎么样了？”

“动作很大，”玛丽说，“他上书要求把现在的警察总监给撤换掉。”

“达尔比伯爵可是做了15年的总监。”

“所以这会是一场好戏。国王现在很纠结；莫尔帕和艾吉永都在保他，前者甚至认为以他的才能，应该让达尔比升任海军事务大臣。路易却不想见到他。”

“因为他曾经指控你谋杀？”

“是。”玛丽微调坐姿，“舒瓦瑟尔提议让达尔贝尔接任。”

“达尔贝尔……似乎见过，可是印象不深。”

“一个老臣了，但没有多大建树。这样的人上任，舒瓦瑟尔才好施展手脚。现在他无论要查些什么，都有警察总监掣肘，相当不方便。”

郎巴尔理解地点头。

“莫尔帕和艾吉永站在同一立场，是不是有什么信号？”

“很可能。”玛丽凉凉地说，“现在最着急的恐怕就是舒瓦瑟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