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萧逸指挥行营卫士、工匠、民夫日夜奋战,在济水河上搭建了十几座临时浮桥,帮助河南灾民渡河南下。

在河南灾民如洪水一般冲向通济渠的同时,韩进洛、孟海公等六位豪帅各自统率本部军队,由外黄、考城一线进入梁郡,迅速向雍丘、襄邑、宁陵推进,直逼梁郡首府宋城。

梁郡局势急转直下,通济渠的安全岌岌可危,而京畿天堑关防重镇浚仪城更是进入了临战状态,右骁卫府武贲郎将费曜带着两个团的鹰扬卫士从黑石关火速增援而来,要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

费曜乘坐的船只抵达浚仪时已是黄昏,沉沉暮色笼罩在这座千年古城的上空,给人一种无限苍凉之感。

京畿关防东部防区的最高长官,荥阳都尉崔宝德,亲自赶到城外码头迎接费曜。

荥阳都尉这个军职是今上深化中央集权改革的产物。

今上登基后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步伐,首先进行了行政区划改革。先帝时期是州县两级行政制度,州比较大,刺史权力也大,掌一州军政之大权。今上则改为郡县两级行政制度,其重点是改州为郡,把一个州分为几个郡,郡置太守,太守只有行政权,没有军权。这个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地方大员的权力,中央不但收回了他们手上的部分行政权,还直接剥夺了他们的军权。

本朝州刺史的军权有它的历史渊源。

中土的军队历来都是由中央军和地方军组成,统一时期,中央军强大,到了分裂和战乱时代,则地方军强大,军阀割据,群雄混战。北周朝,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卫府军做为中央军,在中土统一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统一后这一制度也就成熟了,而先帝的兵制改革除了进一步完善府兵制,加强卫府军的实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山东地区尤其是大河南北实行非军事化,以便最大程度地遏制山东人对新兴王朝的威胁。但中土面积太大,战略要地太多,西北部的北虏也过于强盛,再加上刚刚统一百废待兴,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都要进行全方位调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慢慢来,仅靠中央卫府军根本保护不了中土,于是大设总管府,由总管掌控一个地区的军政大权,或者由州刺史掌控一州之军政大权,以数量庞大的地方军队来做为中土军事力量的补充。

今上登基前,中土还有三十六个总管府,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边陲地区,而掌握军权的州刺史就更多了。今上登基后,立刻改革兵制,首先取消总管府,把本来隶属于总管府的军队全部划归十二卫府,统一由中央指挥,全国最基本的军事单位就是鹰扬府。其次就是利用行政制度的改革,直接剥夺刺史的军权。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全**队都隶属于十二卫府,都变成了中央军,十二卫府的权力就太大了,另外,中土太大,讯息传递不便,由中央直接指挥远在数千里甚至万里之外的卫府军,根本不切实际。军权的确需要集中,但无限制的集中肯定会导致重大弊端。于是中央又拿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在战略要地设置都尉府,战略要地的军队由都尉府统领,也就是把原本由总管府统率的部分军队交给了都尉府,把原本由州刺史掌控的军权则交给了都尉府的最高长官,而都尉府的最高长官则直接听命于中央,听命于皇帝,如此一来,既解决了指挥不便问题,又分了卫府的军权,可谓一举多得。

荥阳就是一个战略要地,荥阳都尉府统领荥阳境内的四个鹰扬府,荥阳都尉可以直接指挥他们,但这四个鹰扬府在编制上则隶属于卫府,卫府也可以指挥他们,这就形成了双重领导,矛盾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不过,十二卫府的大将军、将军、武贲郎将、武牙郎将平时都不统军,只有到了战时,依据皇帝授权,才有资格统领军队出战,或者受命镇戍边陲,那理所当然统领军队了,所以正常情况下,卫府和都尉府在职权上并不发生冲突。

然而,这一次,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武贲郎将费曜匆忙赶到浚仪,就是要与荥阳都尉崔宝德抢夺荥阳境内四个鹰扬府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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