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年自然灾害”倒底死了多少人，并没有什么官方半官方的统计数字的。关于死人的原因，官方的态度是认定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它的观点很多，但大多数语焉不详。据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其中资料不少，大体应还可信。在回顾一书第873页，薄氏写道：“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千多万。”这个人口的减少，应该是指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但考虑到饥荒在1959年已经开始，1960年出生人口应该不会太多，所以这1000多万基本上可以认定为1960年死亡人数。又考虑到薄氏举1960年为例，其理由应该是1960年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依此推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总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000万以上。

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地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地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地“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地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按着下面报上来地虚高的产量数字大量征购，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实事求是地讲，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时，毛zd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大跃进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大跃进是以严重的剥夺农民为代价的，毛zd没想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还是没能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悲剧。诸如全民炼钢的荒唐、共产主义大食堂地“吃他娘穿他娘”的败家闹剧，虽然是下边人搞的。但作为最高领导人。毛zd仍然要负主要责任，当然，很多人都要负责任。难道别人都是清醒的，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也是不客观的。

“我们将尽全力援助中国，但现在还不能以官方地名义。”吴铭耐心地向陈嘉庚解释道：“这涉及到名义的问题，此时马来亚政府如果冒然出头，会被中共政府看成是施舍，反倒容易耽误事情。”

“您刚刚回来。有些情况可能还不知道。”吴铭面色严肃地说道：“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现在的情况也给与了特别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美方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与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不过，在中美方大使级的沟通中，王炳南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