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议长,事情其实很清楚明了不是吗?在前朝时,虽然正式的官吏一县只有十余人,但事实上,各种编外吏以及帮闲等,数量是相当庞大的。明朝确实不负责这些人的俸禄,但你以为这些人靠什么养家糊口,甚至于发家致富?”
“这些人都是在朝廷的默许下,靠从地方百姓手里加征各种火耗羡余,以及各种各样的丁银,规费,加征等等为收入。因为朝廷不发俸禄,所以默认这些人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甚至是各种敲诈勒索,比如守牢狱的,便靠从犯人身上敲诈钱财,有的衙役则专门从诉讼里吃钱,吃完原告吃被告。”
“总之,朝廷确实负担的官吏俸禄支出不多,但实际上呢,晚明之时,全国至少有不下四五十万的吏员,这些人不拿朝廷俸禄,但却依然是由百姓供养着的。甚至因为没有朝廷的管束,他们任意渔肉百姓,导致百姓负担加重。尤其是朝廷不直接招募管理这些更员,导致地方吏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而在我们大汉朝,朝廷直接把吏员设为公务员,由朝廷统一考试选拔任用,并发放薪水。地方上的吏员统一由朝廷管理审核,保证了吏员们的品性和能力。吏员直接由朝廷发放薪水,加之严格的地方监督,就不会有吏员勒索渔肉百姓行为,也不会胡乱扰乱市场,破坏商业发展。贪污腐败也少了,偷税漏税也少了。”
“相比起朝廷良好的地方环境,以及税收的保证,朝廷多支付的这些官吏的薪俸其实算不了什么。这就和做生意一样,不投入本钱,怎么能做大做强?没有一支优秀精良的官吏队伍。如何能管理好地方,发展好地方?”
“还是说,倪议长认为朝廷也应当全国只有两万余官员。然后一个县十万百姓,却只有四五个官员。和几个吏员就足够了?”
倪元路被问的有些无法回答。
胥吏自古名声就不好,说胥吏奸滑如油,把持地方,腐败贪污,鱼肉地方,做奸使坏,其实很大原因就是朝廷对于吏根本就是放任不管的态度。从招募选拔到任用管理,甚至是发放俸禄这些。都是一笔糊涂帐。
朝廷只想着不花钱,却不想这样做的后果。
甚至在早期,许多胥吏等还是一种役,百姓轮流服役。明代到了中明以后,一条鞭法后,才免了这役,改为百姓出银子,官府出银雇人服役。但工食银极少,多数一年只有六两银,还得克扣。这点银子能干什么?
而偏偏许多衙役胥吏等,手上又会有点小权,那么结果自然就是这些人会把手里的权利寻租变现。
而实际上。成本大多了。
只不过是表面上看来,朝廷财政没出钱而已。但事实上,负担全都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还导致了地方吏治的混乱,官民关系紧张等。
明代的税率来说,表面上看是极低的。但事实上,税制有问题,有钱人往往依借各种特权不纳税,穷人却一点不能少。而且还得承担各种的地方官吏的贪污加派,一遇灾荒官方不但不会救灾。反而征税更紧,甚至还要加征。
而且往往税收还是连带性质的。邻居逃荒,他的税就得同图的人分担。朝廷收了税,却什么事也不管,只管供养皇室宫廷以及百官,养个兵还动不动就得加征饷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明代的百姓负担却是极重的,甚至可以说的上是历代之中都算的上是很重的。
相比之下,宋代之时,虽然各种税很多,朝廷也有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但实际上百姓的负担,尤其是普通百姓的负担,绝对要比明代百姓要轻。
好比明朝一年的正税只能征到很少,但实际上他们的正税也仅是用来供养皇室宫廷和百官而已,他们既不会搞公共服务,发展教育医疗,也不会搞水利设施,连救灾求荒都很少。甚至军队都不养的,自己解决。
而到了后期营兵制时,每年的军费基本上还要额外加征的。
朝廷收的税,更是没地方的份。地方上的行政开支,吏员的俸禄等,这些钱从哪来?正税之外,再从百姓那里征收附加税。
因此说明代的税轻,只是表面轻而已,实际上各种附加税,各种加派等等,早已经超过正税许多了。
而大汉的这两亿元官吏俸禄开支项目里,不仅包括了二十万文官,十五万武官,以及八十五万吏员,甚至还包括了三十万教师,以及数量不菲的公立医院卫生所等的医护人员,以及那些国营企业里的事业编制的人员,这些通通都是吃财政供应饭的,一年两亿银元,是包括了这些人。至于还有数十万士官和士兵的薪水,是列在军费开支那个大项里的。
行政开支大项目里,还有各衙门的行政开支项目,比如衙门的建造维修,伙食费、招待费,出差车马费等,办公用品开支等等。
这份开支预算表,有着详细的项目分类,各个大项下又有着许多小项目,每个项目预算开支多少,都列的很详细。
国防军费开支,行政开支,教育开支,卫生医疗开支,公共服务建设开支,交通运输开支等等,预算表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