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帝国的经济民生恢复起来？林海疆自然而然的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张允季、李安民、胡伟民、克露娜、克劳特、傅善祥、张夏同等人，在广州将这些人齐聚一堂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张夏同这个原清廷琼崖总兵现在依然成为了中华帝国生产建设兵团副总监，在监工管理方面张夏同竟然拥有天才般的能力，土木施工，工程预算，这个胖子几乎过眼不忘，即便其不了解的混泥土构件，几次之后也是烂熟于胸，对于这么一个人才的发掘林海疆还是感到十分满意的。

置于一脸茫然的李安民在这个会议中的作用就是协助各方面进行调整，负责有力出力的，因为中华帝国整体实施的还是军管模式，大部分的资源和权力都集中在军方手中，所以有李安民的配合一切事务都将事半功倍。

克劳特作为帝国银元改制的策划者，可以说为帝国经济建设鞠躬至伟，银元的改制让中华帝国从贸易以及清廷占领区源源不断的获得巨大收益，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在中华帝国的光复区内，1859年的稻米、猪肉、蔬菜的价格相比1862年元月平均下降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之多，为了防止粮贱伤农，林海疆采取了后世的统一政斧收购的模式，粮价的稳定和用工的大量增多相对的提高了就业机会，每天都有大量的难民从清廷占领区冒险穿过两湖的道道封锁线来到中华帝国光复区，这些拖家带口的难民可以说是满怀希望而来。

加大内需拉动经济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帝国因为与八国联军的战争整体的对外贸易如瓷茶叶、纺织品等等都陷入了停顿，因为中华帝国没有大量的殖民地可供无休止的掠夺，所以经济由好转坏是极有可能的。

林海疆召开这个秘密的经济会议的核心意图就是如何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老百姓不管你的军队造了多少军舰，经济指数提高了多少，帝国又打赢了谁谁，这些都只能鼓舞一时，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收入是否比去年多？他们的碗里是否有肉？他们手中的钱还能不能当钱花？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所关心的，否则即便中华帝国成为世界宪兵的话，老百姓依旧要骂娘的，名垂青史不是靠修建几座纪念碑或者什么纪念馆就行的，名垂青史是要靠老百姓口口相传的。

否则后世的红色帝国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当信仰崩塌之后，列宁与其被推翻的尼古拉沙皇同样死无葬身之地！

克劳特望着林海疆的目光有些无奈道：“尊敬的原始阁下，帝国的经济一直是采取战时的体制进行管理，根本谈不上市场开放自由与自由贸易等等，主要资源全部由帝国相关部门掌控，如果要实施您所说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案的话，帝国也许是可以应对度过难关的，如果要走自由贸易路线，那么我只能非常抱歉的说，我这个顾问无能为力了。”

林海疆面对整个帝国经济体系的忧虑甚至已经超过了对于即将发起的上海战役的忧虑，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缺点很多，但是在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斧事先进行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政斧的指令姓计划。

采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明目张胆的侵吞私人财产？这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斧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

如果要实施所谓的计划经济，那么势必要先进行一番大规模的国有化，比如林氏等等大家族的企业和商号就必须被收归国有，否则企业商号如果都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摆脱计划的安排，违背行政管理机构的意愿，如果不进行制裁的话，那么计划经济体系就等于失去了控制，简单的说是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

林海疆承认后世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高级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生产方式能否得到认可才是至关重要的，本身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在实施过程中肯定是漏洞百出。

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法则，如果竞争停止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没有了，唯一可以办的就是将帝国的高利润行业垄断化处理，让垄断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这样一来能否改变计划经济体系中国有化侵吞私人财产遭到抵制的尴尬地位？

林海疆把这个难题的最终实施交给了克劳特、胡伟民、张允季去办，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他这个元首劳神伤力，那么还有那么多的行政人员顾问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