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虽然树大根深，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害怕？当他听说载沣“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

一九零八年十二月三日。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

表面上来看起来，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派和奕劻、袁世凯集团的权力之争。

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象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人这样的满族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的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载沣集团都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奕劻、袁世凯集团。

所以，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

扳倒了袁世凯后，摄政王载沣首先要抓的就是军权。他当年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就曾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

由此，载沣得出一个结论：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兵权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皇室手中。

于是，载沣刚刚接班便下令建立“禁卫军”，也就是主要用来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从陆军中挑选精壮士兵，并兼从闲散宗室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由载涛、毓朗和良弼担任训练大臣，并任命排汉思想最厉害的良弼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

除此之外，载沣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任近畿陆军六镇的训练大臣，接着载沣宣布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如此一来，陆海军都归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主管了。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发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在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

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而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谘处，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

……………

突然出现的变局，使陈文强和复兴会高层都集中了注意力，紧盯着形势的不断变化，革命大发动的时间也因此推后。

时间跨入了一九零九年的三月，清廷的政治地震还在进行，但局势已经逐渐明朗。

摄政王载沣激流勇进，大刀阔斧，这新官上任的几把火烧得——真是好啊！

陈文强拿起草拟的电报再度审视了一遍，轻轻点了点头，时机到了，可以开始发动了。

尽管时间推后，但准备工作一直没停。相反，因为时间较充裕，准备工作倒是更加充分了。

不仅仅是人员、物资的调派囤积，陈文强在袁大头被开缺出京后，便派人前往河南慰问一下老袁受伤的心灵，并带去了几本书，还帮着袁大头架设了电台，以便他与旧部和陈文强能保持联络。

话不必说得太透，时机未到，但这条线建立起来，革命成功便又多了几分把握。

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

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正如美国学者恒慕义所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

这样很好，在革命爆发后，很多本来会站到载沣一边的汉族官僚会重新站队选择，甚至会成为革命的助力。

北洋军嘛，既然革命军不想与之死磕，那拴在北洋军脖子上的绳子还是由袁大头来牵着为好。

陈文强想了很多，很久，认为现在应该是一个革命发动的好时机，比预期的还要好。

“大人，这电报——”陆耀宗等了一会儿，见陈文强又陷入了思考，不禁轻声提醒。

哦，陈文强自失地一笑，把电报递过去，停顿了一下，又开口说道：“你等一下，还有几份电报也要一并发出。”

陆耀宗点了点头，接过电报粗粗浏览了一遍，并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上海、郴州、衡阳、崖州、西南军政府，还要通知铁路巡警、武装警察，以及船运公司等等。整个行动将是周密的，将是倾尽全力的，为此，陈文强不敢有丝毫大意。

而且，他要计算，计算着北洋第五镇和湖北第八镇所要求补充弹药物资的日期。一经发动，便要尽量使这两支部队缺粮少弹，战力大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