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沛琪很清楚，宝钢其实是有很浓厚的日系血统的。(.

三井对于宝钢的渗透可以追溯到宝钢成立之初。早在一九七七年，宝钢筹建期间就是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引进技术设备，而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的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与此同时，三井财团的骨干企业东芝和石川岛播磨重工与新日铁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供应商，但从此宝钢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铁矿石。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三井物产就开始在海外广泛地采集信息、购买铁矿石，通过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进一步投资矿山，最后入主矿山企业的董事会。三井物产积累了丰富的铁矿石贸易经验，并且通过长期贸易合同、投资、参股、成立合资公司、参与经营等诸多手段与矿山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新日铁公司和三井物产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是相互持股和共同投资的关系；其次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澳洲两拓也早已被牢牢绑定，成为三井全球布局的其中一部分。

而在华夏进行改革开放之后，三井物产就已经洞察到华夏市场将带动铁矿石现货价格上涨，从而打造了新日铁、三井物产、商船三井、宝钢、巴西淡水河谷这一个利益共同体。

最让人不快的就是，日系财阀控制了国内的钢企之后，不仅使得国内在铁矿石获取方面受制于人，就连宝钢在海运物流环节也有着三井血统。商船三井为宝钢每年承运一千万吨以上的铁矿石。

可以说，宝钢从出生的那天起，对三井技术、人才和物流的依赖就已盘根错节、深入骨髓。主要生产设备及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

而三井物产与宝钢集团在国内共经营的钢铁加工基地，以及筹建中的生产基地，虽然因为政策限制，宝钢享有合资公司的控股权，但三井的势力却不仅限于此。

在有些企业当中，虽然宝钢的投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一，但董事长却是由三井物产委派。且宝钢集团保证借款也是由三井物产提供的保函担保。

三井在华夏控制宝钢，在韩国控制浦项制铁，在印度控制塔塔家族。在各地的布局都是通过与当地最大型企业合资合作，进行资本、产业、信息、流通等方面的嫁接，最终控制整个产业链。这一现状，倒是让杨沛琪比较忧心的。因为杨沛琪对今后的计划是走矿产资源路线。而现在产业链的话语权是掌握在三井手中的。杨沛琪想要做大，肯定会面临着三井这个庞然大物的阻挠。

但是，对于这样的局面，杨沛琪却又无能为力，因为宝钢早已经陷落日本人之手。

事实上，宝钢会沦落日本人之手，也是华夏自己的缘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学习日韩模式，做大做强华夏企业曾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期间出现了研究综合商社的**。

然而，随着华夏经济的急速发展，一九九四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1.7％。华夏政府从一九九五年开始转向美国经济模式，通过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控制利率杠杆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实施干预措施。存款利率一度涨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储蓄还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说长期存款的利率几乎达到25％，这种高利率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少见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是货币的回笼，通胀的消失，同时也造成经济发展的急速刹车。

华夏宏观经济形势的异常变化并没有引起日本企业的高度重视，作为综合商社，三井物产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协助财团的关联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此时，由于华夏市场没有真正开放，三井财团的众多企业正在大规模地向东南亚地区投资，但目标还是华夏的市场。与此同时，三井物产已经带领日本企业在华夏成立了一批合资公司。

一九九二年开始，以宝钢为龙头进行流动资金清欠试点，而后又在煤炭、电力、林业和有色金属四个行业清理了重点企业的三角债。然而，三角债到一九九六年达到了八千亿元。此时，三角债造成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形成产品过剩，孕育着经济危机。

当时的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采用西方会计制度后，暴露出的都是资不抵债，被不加区别地强行清理了三角债，最终导致大失血而纷纷倒闭，而且华夏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由于企业间共生关系的破坏而不断瓦解。

此时，宝钢这样的支柱型大企业在三角债被清理后，失去了来自众多国内企业的支撑，更与国内的外贸、海运、金融等企业形成了割裂关系，反而为三井物产这样的产业组织者带来机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宝钢开始沦陷于日企之手了。